第56章 莫名其妙的党争(1/2)

杜中宵和苏颂坐在柳荫下，看着前面陶十七带了几个工人，在那里安新制的活塞。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要把蒸汽的压力提上去，外面接冷凝器，增大温差。这都是杜中宵前世初中时学过的内容，现在通过实验一点一点验证而已。由于材料不齐，仪器一切从简。比如温度计，比如压力计，都用一些土办法，只能看出个大概。反正只要知道蒸汽压力与温差与功率的正比关系就可以了。

杜中宵也想制玻璃，只是没有成功。现在是有制玻璃工艺的，不过发展路线不同，朝着制作类似玉石、翡翠的方向去，只有观赏性能。要制透明的玻璃，需要精选原料，做许多试验。永城小地方，拿不出多少钱让杜中宵用在这些事情上，只能小打小闹，杜中宵也不可能自己掏钱来做这些事。

有了玻璃，很多仪器就可以做了，比如水银温度计，压力计，诸般种种。这些技术上的事情，杜中宵都是开个头，真正做下去，还是要靠这个时代的聪明之士和能工巧匠。当然，以后有条件了，办起学校来更好。那都是以后的事，现在杜中宵还没有这个精力。

把手中的邸报交给身边的苏颂，杜中宵叹了口气：“范、韩二相公自西北入朝，位列执政，又有富相公意气相投，联手施行新政是好事。但朝中谏官和馆阁人员借此攻击老臣，闹得沸反盈天，实在不是什么好事。石直讲当世大儒，写《圣德颂》没人可说什么，可动辄指重臣为奸邪，唉——”

苏颂接了邸报看见，随手放下，沉默不语。

杜中宵又道：“景祐年间，范相公被贬，蔡君谟作《四贤一不肖诗》，已是引起无穷风波。现在石直讲更进一步，写《圣德诗》，直指重臣为‘妖魃’、‘大奸’，成何体统！蔡君谟知谏院，欧阳永叔和余安道同为谏官，与石直讲等人同气连声，以范、韩、富诸相公为大贤，朝中其他大臣怎么想？”

苏颂轻叹一口气：“待晓是与石直讲等人政见不同么？”

杜中宵道：“哪里有什么政见不同，只是他们自称君子之朋，以台谏应和宰执，犯了本朝不结朋党的大忌。此事于朝政无益，对范、韩诸相公也未必是什么好事。”

苏颂道：“然而，夏太尉在西北数年，逆贼未平，寸功未立，入朝为相，本就人心不服。纵然改枢密使，依然难平众议。夏太尉在两府，只怕台谏就不会善罢某休。”

杜中宵苦笑着摇头：“觉得夏太尉不堪众任，直指其才干不足即可，何苦就指为小人奸佞？爵以酬功，任官以能，此是古训。论官不论其功勋才干，做事的官员岂不会无所是从？”

苏颂笑道：“待晓这话也有道理。不过此时道学张目，你这话说的却不是时候。”

杜中宵摇了摇头，不再跟苏颂谈论这个话题。苏颂本人对党争不热衷，杜中宵反对，他同样也不感兴趣。不过他看得清楚，现在正是道学兴起的时候，杜中宵反对也没用，不过发发牢骚。他是怕杜中宵对此事想不开，卷进党争里去，私底下说两句没什么，他也就没有兴趣了。

夏竦是西北经略使，范仲淹和韩琦是经略副使，结果打了几年，夏竦回朝，被指为奸邪，甚至石介指着鼻子骂，而两个副使却负天下之望，成了朝政的大救星，让杜中宵想不开而已。这其中的差别更让杜中宵确定了自己对庆历新政的看法，新老交旧，朋比党争，想象中的局面一新是没有指望的。

庆历党争始于景祐年间范仲淹被贬，到了这个时候已经彻底撕破了脸皮。不过此一时彼一时，占上风的不再是吕夷简，而是范仲淹、韩琦和富弼等人。他们在宰执中占多数，外面又有谏官支持，不管在权力还是舆论上都占有绝对的上风。不过此时的范仲淹也不是当年的范仲淹了，作为旗帜，他个人跟吕夷简的关系早已缓和，对石介等人激化党争的做法也颇有微词。奈何，他根本控制不住局势。

蔡襄、欧阳修、余靖等人，这些哪一个是好相与的？笔似刀，嘴巴一个比一个厉害，被他们针对那还有一个好？这还是王素因为被人举报跟孔道辅有姻亲，外放到了淮南路，不然这些人势力更大。作为前朝宰相王旦的幼子，王素还有跟皇帝的私人关系这一层呢。

把所谓的吕党和范党划分一下，范仲淹旗下的主要是年轻少壮官员，而被他们针对的吕夷简一党则多是老臣，只有王拱辰、张方平等少数青壮。而且范党是主动结党，吕夷简一伙实际并不团结，很多人是被其他人强行捏一块的，他们本人根本没那个意识。便如此时被针对的夏竦，其实与吕夷简不和，他还想着自己应该做宰相呢，根本没想去依附什么人。

西北战事，背锅的是夏竦这个正任经略使，其实反映了很多问题。就是不管皇帝还是大臣，甚至天下百姓，都对前面十年的朝政不满，要实行新老交替了。吕夷简掌政最久，他不出来背锅谁背？西北的战事有夏竦背锅，朝中有吕夷简背，带着责任退出朝政，这才是要开启的朝政新局面。

范仲淹已经渡过了自己的青涩岁月，对此大概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只是他仕途坎坷，并没有形成自己的班底，只是个名义的领袖而已。下面欧阳修等人入戏入深，无法自拔，前途实在不乐观。不过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欧阳修是一代文宗，他们政治斗争输了，舆论和历史却赢了。

对这次改革，杜中宵知道两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