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百四十七章 水师(2/2)

这样的事情，当然不能同意！

可是，仅自不调未免太低，让人笑话。看看国藩如何寸土必争却又不失风度的反驳。

他先重复一年前与朝廷形成共识的原则：“购买洋船之议，国藩叹为救时第一要务，盖不重在剿办发逆，而重在陆续购买，据为己有，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

然后，谴责李泰国的毁约之举，说他巧立名目，搞什么“帮总统”，不过是排挤中**人，而让外国人实际掌控舰队，若真如了他的愿，则“洋人本有欺凌之心，而更授以可凌之势；华人本有畏怯之素，而又‘逼’处可怯之地”，结果则是中国‘花’巨资购买轮船，却仍然“不得为轮船之主矣”。

对此，曾国藩提出了两个解决方案。

首先，我方应“虚与委蛇”，在对方“仪文不甚倨傲，情意不甚隔阂”的情况下，“汉总统”率清军驻于我方习用的长龙与舢板，“帮总统”则率洋人驻于铁甲轮船，分船同泊，“徐讲统辖之方”。

但是，对方若“意气凌厉”，“视汉总统如堂下之厮役”，则应施行第二套计划，那就是“既不与之同泊，亦不复言统辖”，干脆“将此船分赏各国，不索原价”。

你不是仗着几吨铜铁，夸奇炫独吗？我不是买定离手，不能撤注吗？那好，我先照单全收，不伤和气；然后移赠友邦另结‘交’情。此时东南大势已定，固不必借重其力协攻南京，你有什么脾气有什么骄气，我让你发不到我身上。

而朝廷唯一的损失，“区区一百七十万之船价，每年九十四万之用款”而已，“以中国之大，视之直如秋毫，了不介意”。

当然初一看，此番言论或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或是丧心病狂的官僚作派，但是要认识到曾国藩这么说的前提，是默认李泰国公然毁约为既成事实，不得不曲为弥缝。

而曾国藩所以大发怪论，更是因为看透了事件的本质：总署实是屈服于李泰国个人的强嚣，而非迫于英国政fu的压力。李泰国当时的身份是受雇于清廷的总税务司，他如此深地介入军购事宜，在其个人固有思出其位之嫌，在其职守必被越俎代庖之责。

可以断定，李泰国此次改约，并非政fu授意，而是个人即兴。然而曾国藩在给总理衙‘门’的回信里，对这个判断没说一个字。因为他真能体会朝廷的苦衷：‘精’通明断如奕訢、文祥者，岂不自知？

而所以忍辱含羞如此，则在于他们并未掌握决策所需的足够信息。所以他们要向封疆大吏咨商，探听下情，了解军方实力是否足以支撑总署作出更改成议的决定。

曾国藩用荒诞派手法忽略掉总署诸公的尴尬，暗示可以决裂的信心，既保存对方颜面，又提供解决方案，这种智慧，实在令人佩服。

十月，在“博采众论”后，又经未来的总税务司赫德（obet）居中斡旋，朝廷乃痛下决心在新一轮谈判中采取强硬姿态，将英**舰、兵勇全部退回，英国且须归还预付款；已经发生的薪酬、差旅等费用，则由中方支付；奖赏阿思本一万两银子；撤销李泰国总税务司之职。

如此，本来朝廷采购的一支近代化舰队，就这么烟消云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