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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的特点是知识分子比较多，而参加过实战的人相对较少，为了能够适应这种分散活动的环境，机关的非战斗人员也必须学会作战的基本技能。同时很多部门还要同时兼做多项工作，罗荣桓便让政治部的人兼做司令部的工作，组织部兼作战科工作，敌工部、保卫部兼侦察科工作，宣传部负责训练群众进行游击战。他又把机关干部、战士剧社的演员和机关勤杂人员，分别组成游击小组，有的担任警戒，有的外出侦察敌情。有一次，罗荣桓派组织干事周之同和一个油印员换了便衣出去侦察。他们没有侦察的经验，罗荣桓就教给他们如何分辨敌人的马蹄印、炮车印，如何监视敌人和如何及时报告。就是这样，罗荣桓虽然只带了1个连，但却准确地掌握着敌情，有时在几路敌人的结合部穿插而过，有时尾随一路敌人，不即不离，与敌人“捉迷藏”。

但是，也有遇到危险的时候。一天拂晓，人们还没有起床，哨兵突然发现北面有敌情。这时，3连已离开政治部执行其他任务了。保卫罗荣桓和政治部机关的只剩下1个警卫排加1个班。罗荣桓命令1个班掩护政治部机关向南转移，他带另外3个班爬上村旁的山头，监视敌人的行动。这时，在东北角和西北角两面都发现了敌人，正面被山挡着看不清楚。

突然间，罗荣桓发现山下有几匹无人看守的大洋马，便对警卫班长罗贵明说：“你们派几个人下去看看，把洋马牵来。”

那时候马匹可是宝贝。八路军没有机械化部队，也没有装甲部队，骑兵就是主要的突击力量，马匹的多少已是衡量一支部队战斗力的重要标志，并且马也是八路军和大多数日军指挥员的坐骑。现在部队指挥官有越野汽车，那时候连日军都没有，就别说八路军了。八路军行军打仗，干部们主要是骑马。日军的马个头大、体壮，要比中国产的马威风得多，因此是很多八路军指战员理想的坐骑。罗荣桓也不例外。在那种恶劣的情况下，他还是对山下的几匹大洋马眼热起来。

警卫班的三个战士悄悄地绕到山下，摸到大洋马附近侦察情况。这一看不要紧，几个战士惊出一身冷汗来。原来敌人的大队人马都隐蔽在山沟里，就在离那几匹马不远的地方。

他们急忙赶回山上，向罗荣桓报告所发现的情况。

罗荣桓毕竟身经百战，他听了以后，不慌不忙地说：“不要着急，山下的敌人还没有发现我们，再等一等。”

事情果然不出罗荣桓所料。正面山下的敌人近在咫尺，却没有发现八路军。两翼的敌人虽然距他们的直线距离很近，但“看山跑死马”，山路崎岖，一时还过不来。罗荣桓举起望远镜，沉着地观察着，敌人越来越近了：500米、400米、300米……当罗荣桓预计政治部已转移到安全地带，敌人相距已不到200米时，他才转移。罗荣桓面临强敌如此镇定沉着，泰然自若，给部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政治部的干事们都说：跟着罗政委最安全，用不着担心。在反“扫荡”中，机关几乎天天转移，随时都有与敌人遭遇的可能，但大家按照罗荣桓的要求，“该开会的开会，该出报的出报”，机关日常工作一直没有停顿过。

115师机关在内线与敌人周旋的同时，第686团、苏鲁支队、教导大队以机动灵活的战术，在外线狠狠打击日军，有力地牵制了在中心区进行“扫荡”的敌人。日军遭到的损失越来越大，最后不得不把正在进行“扫荡”的一部分部队撤了回去。

在这次反“扫荡”结束时，罗荣桓总结了经验。5月14日，他在葫芦套召开的干部会上说，要普遍组织游击小组，“凡属我们的部队及机关都要这样做……我们自己先做出一个榜样来，我们要大力宣传，大力鼓吹。”他认为，机关人员“除了固定职务工作外，还要接受军事锻炼……将来可以出现大批的有作为的指导员干部。”

罗荣桓还指出，敌人“利用青黄不接、部队与群众粮食困难之际来扫荡山区，我们是有办法克服的。如果把主力运动到敌人的后方去活动，很容易解决粮食问题。再过一个月青纱帐又起，我们还可以到平原上去活动。”他的这一思想，是后来提出的“翻边战术”的萌芽。

无声的战斗

1941年3、4月间，日军推行第一次“治安强化运动”，首先在敌占区内强化伪组织，然后再对各根据地进行“扫荡”。7月至9月，搞第二次“治安强化运动”，又对鲁南、鲁中、清河等地进行大“扫荡”。秋天，敌人将“扫荡”的重点放在沂蒙山区。

在这种严酷的斗争环境中，为了解决统一山东军政领导和作战指挥问题，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军委于1941年8月，决定合并山东纵队和115师军政委员会，山东纵队也由115师指挥。10月2日，罗荣桓和陈光率师部到达临沂青驼寺，主持召开了山东军政委员会的首次会议，研究了115师与山东纵队建立统一指挥的问题，对秋季反“扫荡”也进行了部署。会后，中共山东分局、山东军政委员会和115师分别发出粉碎日军“扫荡”的指示。

115师指示的大意是：在敌人大“扫荡”时，要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小部队要树立独立自主的作战意识，不要在遭受敌人的第一次合击后陷于被动，应当适时跳出合击圈。在情况未查明前，先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