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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与郭影秋这次谈话，罗荣桓和郭洪涛、张经武一致认为，已经没有必要逐一进行甄别了。罗荣桓决定快刀斩乱麻，无条件释放一切被关押的同志，让他们返回原岗位，恢复工作。

接着，罗荣桓等又去看望了被囚禁的梁兴初和李贞乾。

衣衫褴褛、伤痕累累的梁兴初，看到罗政委走进牢房，立即扑上前去，紧紧抓住罗荣桓的手，泣不成声地说：

“罗政委啊，您再晚来一步，我们就见不到您了！”

罗荣桓搀扶他坐下，仔细察看他的刑伤，极为愤慨地说：

“这简直是犯罪！”

罗荣桓又向梁兴初问了一些情况，勉励他打起精神，好好工作。

罗荣桓等人又去看望了李贞乾。他是受刑最重的一个，受刑后一直卧在地铺上。罗荣桓进去时，他挣扎着要坐起来，罗荣桓赶紧迎上前去，随行人员介绍说：“这就是罗政委！”李贞乾没有见过罗荣桓，目光中还有一丝疑虑。罗荣桓立即安慰他说：“李贞乾同志，你受委屈了！你是一位好同志。为了开辟湖西根据地，你和区党委的同志做了许多工作，党是知道的。”

李贞乾听到这暖人肺腑的话，热泪夺眶而出。罗荣桓随即派人将李贞乾转送到卫生队，并再三嘱咐，要细心护理，精心治疗。

罗荣桓的到来，使得湖西的几百名“囚犯”一下子获得了自由，这就好像春潮冲破冰封，仿佛黑夜突见光明，长时间笼罩在湖西上空的乌云被驱散了，人们很难掩饰内心的激动。

随后，罗荣桓和郭洪涛召集被释放的同志开会。面对着一双双热泪盈眶的眼睛，罗荣桓亲切地说：

“同志们，你们受苦了，受委屈了！我代表中共山东分局和115师向你们表示慰问！慰问受冤枉的同志，慰问无辜受害者的家属！”

此时此刻，人们听到这些话，就再也控制不住各自的感情，会场上响起了一片激动的哭声。这哭声是发自对党的感激，是失去亲人后的悲痛，是对刽子手的愤恨。

罗荣桓的眼睛也湿润了。这时他更感觉到对不起这些受害的同志。他在想，由于自己队伍中某些人的行为，给这么多人带来了痛苦，给党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失。死去的人已不可能再复生了，但这一事件给生者心灵上带来的创伤不知需要用多长时间才能弥补。罗荣桓有一种负疚感，他恨自己对这件事了解得太晚了，恨在自己责任能够涉及到的范围内竟会发生这样的事。他低下头沉思了一会儿，接着讲：

“这不仅是哪一个同志的不幸，这是由于逼供信而造成的又一次惨痛的教训。这是我们党的严重过失！”他痛心地指出，由于湖西“肃托”的严重错误，破坏了党的威信，削弱了党的战斗力，损害了我党我军与群众之间的鱼水关系。他号召全体同志，要加倍努力工作，尽快地挽回这一事件给党造成的严重损失。他要求受冤枉的同志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积极帮助党组织把问题搞清楚。

罗荣桓的心情依然沉重

“肃托”被制止了，大批干部和群众得到了解救，可是身为领导的罗荣桓的心情仍然十分沉重。有一天，他散步时，遇到了在第4大队一营当组织干事的陈忠梅。陈是1929年后参加革命的红小鬼，曾在罗荣桓领导的第一军团政治部工作过。如果是在别的场合，罗荣桓见到他一定会亲热地谈一会。可是此时此刻，罗荣桓的心情很沉重，他一见到陈忠梅就表情严肃地说：“小鬼呀，你还记得打‘ab团’的教训吧？湖西事件又重犯了那种错误呀！”

这一事件为什么会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教训是什么？我们党内为什么总是有人制造于革命不利的事件？罗荣桓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苦苦地思索着。

在这一段时间内，罗荣桓脑海中总是浮现出红军时期肃“ab团”的运动。红军总前委对敌情估计错误，在红军中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肃反斗争，结果造成了乱捕乱杀现象。罗荣桓还清楚地记得，他当时任红4军政委，一位年仅十几岁的小战士也被打成了“ab团”，原因是他给被打成“ab团”的人买了酒和花生米，最后是罗荣桓救了这个小战士。当时有人说12师师长萧克也有“ab团”的嫌疑，准备抓起来，是罗荣桓保护了他。另外，还有一个罗荣桓“刀下留人”的故事。

事情是这样的。一天红4军政治部通知说12师的宣传队长和一个宣传员是“ab团”，于是，师里立即将这两个人逮捕。提审时，这两个人不承认，一用刑，承认了，又供出十几个人。再抓，再打，再审，这十几个人又供出几十人，不到两个月，这个师抓了100多人。当时规定，捕人由各团决定，杀人由各师党委决定，不须向军党委和总前委请示报告。

12师准备杀几十人。

就在准备动手的那一天早晨，12师领导感到杀这么多人有问题，萧克便骑马到军部向罗荣桓政委请示。罗荣桓和红四军军委秘书长黄益善接待了他，听了他的汇报。罗荣桓当即明确答复：“不能杀那么多人。”听了罗荣桓的意见，萧克心中有了底。他立即往回赶，救下了30多人。从此，“罗政委刀下留人”的故事便在红军许多部队中流传开来。

过去的事就不要去想了，先把“肃托”的事处理好吧。罗荣桓做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