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9章 出镇河中六(3/4)

中和元年“有诏拜克用代州刺史、忻州兵马留后，促本军讨贼，克用募鞑靼万人。趋代州。”至中和二年(882)，克用率二万五千入南下，“自阴地(地处汾州南界，在今山西灵石县南。关久废)趋晋(即晋州，治所在今临汾)，会河中，帝闻，擢克用为雁门节度。”此亦有误。

3.“杖钺雁门”辨正

据《通鉴考异》卷二四所引《后唐太祖见闻录》：中和元年三月，“陈景思赍诏入鞑靼，召李克用屯蔚州(今山西灵丘)，克用因大掠雁门以北军镇。”司马光进一步考日：“是岁(笔者按，即中和元年)，克用但攻掠太原，又陷忻代二州，明年十二月，始自忻代留后除雁门节度使。盖此际(按，即元年三月)赦其罪，复为大同防御使(按，大同军治所当在朔州之马邑，亦即今朔县东)，及陷忻代，自称留后，朝廷再招之，始除雁门。薛史误也。”《通鉴·唐纪七一》进一步订日：中和元年，“李克用虽累表请降，而据忻、代州，数侵掠并、汾，争楼烦监……诏(王)处存谕克用：‘若诚心款附，宜且归朔州俟朝命”’。此皆明证：初，并未授忻代留后，而是复其大同防御使，召屯蔚州；其忻代留后，乃为中和元年夏陷忻代后而自称；当然，此时更未授雁门节度。关于其自称忻代留后的时间，据《唐末见闻录》、《太祖纪年录》等载：李克用于元年五月南下，因“遇大雨，六月二十三日班师雁门”，三十日“却回，收却忻、代州”。可知，据忻代而自称留后自当由中和元年(881)七月始，而天子诏命其为雁门节度，时在克用率部真正南向京师行至河中之时。其时间，《太祖实录》订为“明年(即中和二年)正月”，而《太祖纪年录》与上引《通鉴考异》俱订为二年十二月，据上诸考，当依张昭《纪年录》及司马光等十二月说。由上观之，所谓“太祖杖钺雁门”，实为陷忻代而自称留后，其时间自中和元年(881)七月始，至二年十二月南向京师止。而(册府》等所谓“杖钺雁门”，乃为隐恶夸饰之语。

4.崇韬之投李氏，非在李克用自称忻州兵马留后之前

据《资治通鉴考异》卷二四所引《唐末见闻录》、《太祖纪年录》等载，唐乾符以降，李克用虽于大同兵变后自称大同防御留后，然国昌、克用父子之势力只在代北。于其时也，代州为河东节度所辖，李克用虽时南下侵掠，但代州始终为河东抵御沙陀之前哨。于此期间，沙陀最大一次南下时在广明元年(880)正月：据《通鉴·唐纪六九》可知，其一路风驰而下，意在剽掠，并未得攻入代州城内。故可知崇韬不可能于此时投李氏。又据薛史及《通鉴》，乾符六年(879)冬，李钧将上党(按，即潞州，今山西长治市，时为昭义军治所，上党为其秦汉时旧名)太原之师屯于代州；广明元年(880)春，天子复命李涿率兵数万屯代州；三月辛未，宰相郑从傥充河东节度，由是沙陀不敢冒犯；至六月，李涿攻蔚州(山西灵丘)，国昌战不利，七月，“独与克用及宗族北入鞑靼”。

由上可见，广明元年之前，在时人眼中，李国昌父子乃北蕃加叛逆，看不出日后将有飞黄腾达之势，故崇韬于此时断不会叛朝廷弃父老而投沙陀。设若居然如此，当国昌“独与克用及宗族北入鞑靼”之时，其将焉往？以是推定，崇韬之投李氏，肯定不早于中和元年五月李克用南下据忻、代之时。

由上可订，崇韬之投李氏，当在中和元年七月至二年十一月间。

（二）随李克修于昭义典军务之时间

关于李克用何时得潞州及泽州，诸史所载错讹纷乱、杂无头绪。本文限于主旨，不能细陈爬梳考核之始末，今权将结论归纳如下：

1.关于昭义分为两节及克用初只取一郡说

(1)关于昭义之有几郡。《元和郡县志》卷十及《旧唐书·地理志》皆载，昭义节度，又称泽潞节度、上党大都督府，治潞州，领潞、泽(今山西晋城)邢(今河北邢台)沼(今邯郸东北)磁(今河北磁县)五州。然而，《新唐书·孟方立传》所载之昭义，却只有“潞、邢、沼、磁四’。那么，泽州哪里去了？据宋人张齐贤《洛阳揞绅旧闻记》卷二《齐王张令公外传》、《通鉴考异》卷二五、薛史《张全义传》等考之，光启二年(886)之前，泽州为河阳军(治所河阳，今河南孟县西)诸葛爽部所据。

(2)克用非同时取泽、潞二郡说。上引(孟方立传》又载，因孟方立“谓潞险而人悍……乃徙治龙冈(即邢州)”，由是引起潞人怼言，遂致引克用取潞州。“自是，孟方立以山东三州为昭义，而朝廷亦命克修，以潞州旧军畀之，昭义有两节，自此始。”《旧唐书·僖宗纪》，薛史《武皇纪上》、《李克修传》，《通鉴·唐纪七一》皆因此说，谓克修初只取一郡。那么，克用何时方得泽州？据《通鉴考异》卷二五所引后唐张昭《太祖纪年录》、薛史《张全义传》、《武皇纪上》、《李克修传》考之，光启三年，河阳军内战，李罕之、张全义以泽州赂克用以求相助，克用遂以安金俊为泽州刺史。依司马光所考，其时间当在六月。

2.关于克用连得泽潞二郡说

《通鉴考异》卷二五“十月，克用取潞州”条引薛史(孟方立传》(按，非今所传之薛史)，“四年二月克用自河中陕度河”条引《太祖纪年录》及《旧唐书·王徽传》等又认为，中和三年十月前已据泽州，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