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4章 秦王之尊(十九)(5/6)
。”李巨川不知道李曜走神,仍在分析道:“那年,到彦之进兵之时,北魏正谋伐柔然,群臣们顾虑刘宋,崔浩断言:‘设使国家与之河南,彼亦不能守也。’所恃者乃在北魏对中原所拥有的地理上的优势。刘义隆所面临的问题实际上应该是如何遏止北魏咄咄逼人的南进势头,而不是河南的攻守。所以刘义隆北伐,每次都只图河南,实非长远之计。倒是刘宋青州刺史刘兴祖上表所言进兵之策比较可取。”
“元嘉二十九年,刘义隆趁北魏太武帝之死再谋北伐,刘兴祖上表言:‘愚谓宜长驱中山(定州),据其关要。冀州以北,民入尚丰,兼麦已向熟;因资为易;向义之徒,必应向赴。若中州震动,黄河以南自当消溃。臣请发青冀七千兵,遣将领之,直入其心腹。若前驱克胜,张永及河南众军宜一时渡河,使声实兼举,并建司牧,抚柔初附。西拒太行,北塞军都(居庸关),因事指挥,随宜加授,畏威欣宠,人百其怀。若能成功,清壹可待。若不克捷,不为大伤。’可见刘兴祖吸取了前两次争中原而无功的教训,建议自山东进兵河北,堵塞太行山诸隘口,将北魏遏制在河东以内。若河北底定,则河南自然落入宋军之手。仆以为,这恐怕才是北魏为之担忧的一种前景。元嘉七年北伐时,北魏崔浩曾对太武帝分析说:‘臣始谓义隆军来,当屯止河中,两道北上,东道向冀州,西道冲邺,如此则陛下当自讨之,不得徐行;今则不然,(宋军)东西列兵,径二千里,一处不过数千,形分势弱,以此观之,不过欲固河自守,无北渡意也。’在崔浩看来,宋军若在抵达黄河之后,进攻河北,北魏形势就很危险,太武帝须亲自率军抗击,刻不容缓。由此可见刘兴祖所言进兵之策可谓极富胆略,且洞悉宋魏对峙的战略形势。不过,此策非雄才大略之主不能行之,刘义隆志望、见识均不及此,故未采纳。”
李巨川说到此处微微一叹,才继续道:“刘家之北伐均以失败告终,还招致北魏的大举反击,尤其是元嘉二十七年的那次北伐,北魏反攻河南之后,大举南进,兵临瓜步,饮马长江,刘宋遂国力大损。”
他这么一说,李曜便有些惊讶,暗道:“如此说来,南宋端平北伐收复三京之战几乎是重演了一次刘宋元嘉北伐收复河南之战了。”
当时蒙古为灭金,遣使联宋攻金。宋、蒙联军于端平元年正月灭掉金国。根据协议,河南陈、蔡东南之地属南宋,陈、蔡西北之地属蒙古。开始南来对于这次联蒙攻金还比较慎重,灭金之后,宋军即马上撤还,增戍江汉地区,以防蒙古南侵。但此后形势的变化改变了南宋君臣的初衷。蒙古灭金之后,置一汉人为河南道总管,统领河南,蒙古大军则于当年盛夏到来之前空河南而去,往北方温凉之地避暑,辽阔的中原几成军事真空。这一局面使得南宋君臣顿起侥幸之心。淮东安抚使赵范等人建议“乘时抚定中原,守河据关,收复三京(开封、洛阳、商邱)”宋理宗和右承相兼枢密使郑清之都力赞此议。宋军遂在战争准备并不充分的情况下于端平元年六月进兵河南,占领汴京和洛阳。蒙古窝阔台汗闻讯,即命大将塔思率军南下。蒙古铁骑南下,宋军一触即溃,根本无法固守河南,迅速败退而归。和元嘉北伐一样糟糕的是,南宋的军事行动引发了蒙古军的大规模南侵。次年六月,蒙古军兵分三路大举南进。南宋两川、江淮及荆襄均被残破。幸赖孟珙、余玠等名将苦心经营,南宋才得以在东南继续偏安。
李曜有一个长处,就是比较会总结经验教训,他从李巨川刚才的分析联想到南宋,心中暗道:“看来取得一定影响的北伐,都是从两翼的经营着手。如恒温北伐取得一定影响的都是自荆、襄出兵:桓温先自江陵,经襄阳、入武关,进抵灞上,震动三辅;后又自江陵北进,出伊水,击败姚襄,迫降周成,收复旧都洛阳。岳飞北伐也是自荆襄出兵,当时岳飞自襄阳北进,相继收复颖昌、郑州、洛阳等地,乘胜进至汴京附近的朱仙镇,然后准备渡河收复河北。”
李曜由此对李巨川的军事分析能力又高看了一些,便将自己的想法说与他听。
李巨川听完笑道:“仆也以为如此。其实依仆愚见,自东南发起之北伐,在布局上最能体现出对东南地势作整体经营的典型战例,乃是刘裕北伐后秦之战。”
李曜想了想,这段历史自己读过,可惜记得不甚清楚了,便问道:“怎么说?”
李巨川见他有兴趣,自然毫不藏私,道:“刘裕在东晋义熙五年北伐南燕,使山东回到东晋版图,确保了淮泗水道的安全;又在义熙八年派朱龄石统兵入蜀,平定焦纵,使四川回到东晋版图,确保了荆襄上游的安全,并将荆襄经营为日后北伐的一处桥头堡。而在国内,他镇压了卢循起义,消火了刘毅、诸葛长民、司马休之等反对势力。东晋政局稳定,事权归一。
义熙十二年八月,刘裕趁后秦国主姚兴死后诸子内讧之有利时机北伐后秦。其进攻部署大致分三个方向:淮河、山东和荆襄。淮河正面,王镇恶、檀道济率步军自寿山向许、洛方向进攻,沈林子、刘遵考率水军溯汴水西进,作为后继;荆襄方面北上之军分为两路:朱超石、胡藩率军从南侧进攻洛阳,沈田子、傅弘之率军一部趋武关,作牵制性作战;山东方面,王仲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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