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 台(1/2)
黑台
在永安住了不到一年,父亲再次转勤到与永安相邻的黑台。
那个时候,火车速度慢。从永安到黑台大约走了半小时。下了火车,站舍展现在眼前:奇怪!怎么和永安站一个样?
“坐了半天火车,我们怎么又回来了?”我观察着火车站站舍,边走边叨咕。姐姐听见后,说:“瞎叨咕啥!黑台和永安的火车站票房子是一样的。”我问,“别的火车站也都一样吗?”“大概不一样吧。”
刚搬到黑台,当天,家具、行李等东西还都没有收拾好,暂时吃住在老曹家。老曹家男人是黑台兴农合作社的勤杂工,那个时候叫“博仪”。
晚饭前,我跟比我大几岁的老曹家大小子商量,吃完饭到火车站去玩儿一会儿,他答应了。
撂下筷子,我就催他快走。从老曹家出来,我俩由十字路口向南,到了南街,过了警察署,火车站出现在我的面前。
火车站是一个涂抹着黄、绿、黑迷彩的碉堡式建筑物。它横卧在比四周高一些、人工堆成的土丘上。老曹家大小子告诉我,“黑台和永安两个火车站现在是票房子,打起仗来就是碉堡。”他做了一个放枪的姿势,之后又说,“这个火车站是钢筋水泥铸的。什么枪子儿也打不透,什么炸弹也炸不开。”火车站四周是带枪眼的水泥矮墙;候车室在地下。我俩顺着北侧入口的台阶向下进入了候车室。
晚上八点去东安的大票(当时把挂有一、二等车厢的客车叫大票;只有普通车厢的客车叫小票。)还有两个多小时,候车室里空无一人。
候车室刚刚打扫过,水泥地上还有喷壶洒过水的痕迹。靠西侧墙下摆放着两条有靠背的木椅子,也都擦得干干净净。东侧售票口小木板窗关着。紧挨着售票口有一扇大玻璃窗。透过玻璃窗能看见办公室里桌椅板凳摆放的很规矩;瓦斯灯、红黄绿各色信号旗等铁路专用器物都整齐地放在固定的位置。“哎呀!真干净。”我情不自禁的喊了一声,候车室里响起了嗡嗡的回音。
在候车室里转了一圈儿,我俩从南门出来,踏着右侧的台阶,到了候车室和矮墙之间的外走廊上。
这时,矮围墙内外有两伙孩子正在进行一场“战斗”。围墙内的孩子,趴在围墙的枪眼处,嘴里发出突突突、嗒嗒嗒的放枪的声音;墙外的孩子们也是喊声阵阵,杀呀!攻呀!向围墙进攻。他们手里都握有“武器”:木制的步枪、战刀,也有玩具枪……。
围墙内,一个手拿“大战刀”的、大一点的孩子问老曹家大小子:“玩儿不玩儿?”“不玩儿。我领他来看看火车站。”“谁家的?”“永安新搬来的。”
我俩推开围墙头上两扇一米多高沉重的铁门,来到站台上。这时,围墙里的孩子在那个手握“大刀”的孩子指挥下,向墙外的孩子发起攻击。墙外的孩子节节败退。进攻的孩子嘴里发出“啪!”的一声枪响,败退的孩子中就有一个倒下去。撤退的孩子虽然也不断的还击,进攻方却没有人“牺牲”。我有些莫名其妙,问:“两边打仗,死的怎么都是那边的,这边的为啥一个不死?”“这是打仗之前讲好了的。”“怎么讲的?”“围墙里边是日军,围墙外边是敌军;日军不死,死的都是敌军。”“那……日军为啥就不死!”“小孩子,不懂!(好像他是大人似的。他警告我)以后人家让你玩儿你就玩儿,让你在哪头就在哪头,别瞎问。”“那个领头的是谁?”“围墙里边的是警察署长的儿子,围墙外的是温校长的儿子。”“警察署长的儿子老当日军?”“不是。玩儿之前,两个人‘竞杠锤’(他用手比划着石头、剪子、布的动作),谁赢了,谁当日军;输了的当敌军。”
两伙孩子在杀声中向西跑去。一会儿功夫就跑得没影没踪。
我俩走到站台边上,看着伸向远方笔直的铁轨。一个穿着灰色铁路制服的人从西边沿着铁道走过来。他手里拿着一个长柄的、锤头尖尖的锤子;胳肢窝下夹着一卷信号旗;肩上挎着一个敞口的大挎包。他不时的用长柄锤子敲打着铁轨,清脆的当当声在空中回荡。
“那是个溜道的。”老曹家大小子看着那个人,对我说。“谁家的孩子!别在站台上玩儿,快回家去吧。”溜道的老远就对我喊了起来。
我俩从站台上走向票房子西侧的出站口,从出站口出来,下到通向街里的大道。走了几步,我回头看了看:站舍平房顶偏东是一个兀立的塔楼,大约有两三米高,塔楼中部偏上布满了枪眼,枪眼上方为馒头型圆顶。老曹家大小子看我关注塔楼,又打开了话匣子:“在塔楼里站得高看得远;敌人没到跟前就能发现;机关枪一扫射,谁也不敢靠近。”太阳已经落山,天还不太黑。走的远了一些,我又回头驻足观看火车站:塔楼、站舍、围墙叠摞在长长的土丘上,在夜幕里,它仿佛是一艘战舰;站舍和围墙上的黄黄绿绿的斑块有些模糊暗淡,夹杂其间的一块块黑斑,好像黑窟窿一般,有些瘆人。
回家时,我们没有走原路,走的是西街。在一个丁字路口,老曹家大小子指着西边儿道北的一趟红砖房,说:“看见没?那趟红砖房就是兴农合作社。你爹和俺爹就在那里干活。”
天黑了,西街两侧的买卖门前都亮起电灯。还有稀稀落落的买东西的人出入店铺。
到了家门口,我问他:“明天上哪玩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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