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 争(1/5)

斗 争

（一）

1946年秋末。7月8日晚　以陈伯村为团长、李尔重、于杰为副团长的东北局土改工作团抵达东安市，开展反奸清算、土地改革运动。

解放后，警察署改成黑台区政府办公室。后墙上用白灰写了两趟大字：反奸清算，减租减息；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

天黑以后。高警佐的太太过来串门。她惶恐不安、心神不定。

妈妈：“咋的啦？快坐下！”

高太太坐到炕头炕沿上，悄声对妈妈说，“党在平阳镇、半截河那边开始斗争了。”

妈妈：“什么叫斗争？”

高太太：“有房子有地的、有钱的、当过差的、开买卖的……家里的房子、地、值钱的东西都让土改工作团给分了。”

妈妈：“是不是像人家说的，要共产了？”

高太太：“不叫共产，叫斗争！不光分东西，还抓人游街、蹲笆篱子，还打人，有的人，活活给打死了。”

妈妈：“那么蝎虎？是真事儿呀？”

高太太：“西街老吕家平阳镇的亲戚怕挨斗，吓得跑到他们家来避风，亲眼所见，一点都不假。”

妈妈：“高警佐有信没有？”

高太太：“民主联军进来之前，让人捎来两封信，在沈阳呢。”

妈妈：“若是在家，还不得挨斗争啊！”

高太太：“那还用说，一准儿跑不了。你们家傅先生也得加点小心。”

妈妈：“还能不管干啥的，当过差的就都斗争？”

高太太：“谁知道呢？”

（二）

几天后。黑台来了土改工作团。

刚刚吃完早饭，两个陌生人走进老杨家院里。一个穿蓝布上衣的人对着我家的房门问，“傅同志在家吗？”

我听到后，觉得奇怪，问道：“我们家有人叫‘同志’吗？”

妈妈对父亲说，“是不是叫你的？”

父亲迎了出去，问；“找谁？”

那个人：“噢！傅同志在家呢。”

父亲：“两位请进！”

两个人一前一后大摇大摆的进了屋。没等让，两个人就毫不客气地坐到炕沿上。还是那个穿蓝布上衣的人，似笑非笑，没有说废话，张嘴就说，“傅同志丈量土地是行家呀！”

父亲：“丈量过，算不了行家。”

那个人：“听说了，在黑台，丈量土地，算账打算盘子，就数你了。”

来的另一个人：“我们是土改工作团的。到黑台来，就是搞土地改革，打土豪，分田地。工作团请你出来帮着我们丈量土地。可以吧啊！”

丈量土地，那就是意味着要去分人家的土地。父亲没有说什么。

“公家的事儿，哪有不可以的。”妈妈意识到，这事是无法推脱的；工作团的人能叫你“同志”，那也是看得起你。于是笑着对两个人说。

父亲也点了点头。

穿蓝布上衣的人：“那好！下午一点到区政府，找工作团，找我们两个谁都行。”

父亲：“二位贵姓？”

那两个人说了姓名，站了起来，一个人把两只手插到裤兜里，走在前面；一个人倒背着手，环顾一下外屋，向院子里走去。

看那两个人向大门走去，我说了一句，“这家伙！还挺牛的呢！”

妈妈：“别瞎说！”

父亲一连几天都是跟着土改工作团出去丈量土地。为了丈量方便，父亲到南街阎木匠那里做了一个木制的“步弓”（丈量土地使用的量具）。每天出去的时候，父亲都把它扛在肩上。

（三）

划阶级，定成分，开始了。

一开始，给我们家定的家庭成分是“雇农”，理由是我家土改前三年没房子、没地，经济来源只靠父亲的薪水。过了一阵子，村农会又把我家成分改为“贫农”，理由好像是我们家还没有穷得像“雇农”那样。好在雇农和贫农都是农村的“主人”阶级，都是革命阵营的主力军。

阶级成分是无产阶级专政时期专政与被专政的重要标志。贴上了地主、富农的标签，那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里，每一个走向社会的人的命途，无一例外地会受到家庭成分问题的影响。当然！在政策上有一条：不惟成分论。其实，还是没有离开“成分”的烙印。

土改后，在我们可以联系到的亲属当中，特别是本家的亲属，几乎没有贫雇农。可想而知，我们家的命运能够摆脱阶级成分的困扰吗！

（四）

区政府院子四周的大杨树的枯叶，在秋风里飒飒地飘落着。办公室房前用厚木板搭了一个戏台，戏台上方扯了一条红布横额，上面贴着四张菱形白纸，白纸上写着四个黑色大字：诉苦大会。

台上右侧站着两个人，低着头，畏首畏尾，有如霜打的茄子似的。台子正中间放了一张办公桌，桌上铺了一条线毯。台上左侧两条长板凳上坐着四、五个人，交头接耳、戚戚喳喳，不知在说些什么。

一个人走到台子中间的桌子后面。他身穿退了颜色、四个兜、长长的黄军装，腰里扎着宽宽的皮带，皮带上挂着一把带皮套的手枪；这个人身材消瘦，大高个儿；他操着南方口音，把每一个字都抻得长长的，以又尖又细的声调喊着讲：“乡亲们！今天区政府在这里召开斗争恶霸地主、群众诉苦大会！……有冤的伸冤，有仇的报仇……”

台下一个人问另外一个人，“讲话的那个人是谁呀？”

“区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