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属光荣(1/2)

军属光荣

纷纷扬扬的鹅毛大雪，漫天飞舞。站台上挤满了欢送参军青年的学生和村民。吹喇叭、敲锣打鼓，响彻云霄。远远地从太平方向传来火车汽笛声。这时，区政府院里有二十几个骑马的青年人向火车站走来。青年人胸前戴一朵大红花，肩上斜披着红绸子，脸上看不出是高兴还是忧伤。

二十几个参军青年几乎和火车同时到达站台上。参军的青年上了第三节车厢。站台上高呼口号：“参军光荣！”“保卫胜利果实！”“***万岁！”吹喇叭的吹鼓手鼓足了劲儿对着第三节车厢，使劲地吹；锣鼓也是越敲越响。火车一声长鸣，缓缓地向前移动，火车头很快就淹没在白色蒸汽和漫天雪花之中，人们跟着火车走到站台尽头，站在那里张望着……。一个参军青年的妈妈冲出人群，尾随着火车向前跑去，哭喊着，“我的儿呀！”她被枕木绊倒了，趴在两根铁轨之间；见此情景，人们向她跑去。一个民兵把她背下了火车道，送她回了家。

地上的积雪已经没过脚背。老师在站台上宣布；解散，放学回家。

在回家的路上，赵福看见了老罗家四孩子，问道，“你二哥哪去了？怎么老是看不见他。”四孩子：“参军了！”“方才那伙青年中也没有你二哥呀！”四孩子：“早就走了。民主联军一来，我二哥就走了。去哈尔滨了。”“他自己去的？”四孩子：“是。部队上来个人，把他接走了。”四孩子趴到我的耳朵边悄悄地说，“明天我们全家就要都去哈尔滨了。我妈不让告诉别人。”“你们什么时候回来？”“不回来了。我叔叔在部队里，我们全家都上他那里去。”“你叔叔是民主联军的大官吧。”四孩子笑了笑，没有回答。老罗家在光复前，人不知鬼不觉由母亲领着四个儿子，不知道从哪里来到黑台，解放后，又悄悄地离开。此后，再没有谁看见他们。

土改后，父亲在村公所当上了村文书。

星期六中午放学时，我路过村公所，进去看看。见父亲正在用毛笔往木头牌子上写“军属光荣”。已经写好了的牌子摆放在柜盖上、窗台上晾干。父亲见我去了，没有抬头，说，“快回家吃饭，吃完饭再找两个同学，到这来，跟我一起去给军属挂光荣牌。”

我找了赵福和孟宪刚帮着父亲到军属家挂“军属光荣”的牌子。从西街到南街、又到东街，整整忙乎了一个下午。我和赵福两个人抱着木头牌子，孟宪刚拿一把大洋钉子，父亲拎一个羊角锤；每到一户军属家，就把“军属光荣”木头牌子钉到门框的右侧。

我们来到朝鲜族金大爷家的时候，金大爷老伴金大娘老早就等在房门外，迎候我们。金大娘看见我们，急着问父亲，“老傅同志！我儿子在东安走没走？”父亲；“听说还没有走。正在搞军事训练，练好了，才能打仗呢！”金大娘：“这孩子，从小就怕响，连个炮声都不敢放。上了前线哪敢放枪啊。”父亲：“没事，训练好了准能行。你老放心吧。”

离开金大娘家，我回头看看，金大娘正在用棉袄袖子擦眼泪。

过完小年第二天，村公所门前停一辆马车。马车上装满了为军属准备的、事先分成一份一份的慰问品，主要是过年用的食品：白面、猪肉、粉条等。民兵队长一声令下：走！锣鼓顿时敲响，吹鼓手吹凑起欢庆的曲调，向西街进发。我和赵福、冯长友几个同学拿着父亲写好的春联以及一桶浆糊跟在大车后面。每到一家给东西不费时间，耽误时间的是我们几个人往门上刷浆糊、贴春联。

金大娘看见拥军优属的大车到了她家门口，老远就迎了出来。金大娘踩着鼓点儿，随着喇叭声，跳起了朝鲜舞。邻居的几个朝鲜大爷、大娘看到金大娘一家高兴，也一起在金大娘门前跳了起来。我们离开的时候，金大爷拿出儿子在打四平时的立功喜报，对大家说，“我儿子立功了！”

战火在遥远的四平、长春燃烧，我们这里听不到枪炮声。然而，战争的恐惧和担心还是沉重地压在不少人的心头。军属越来越多了，烈属也出现了。前线多日不来信的军属，经常跑到村公所打听情况。父亲只能对它们说些自己也没有把握的安慰话。奶奶常常对父亲说，“你们村里当差的，没事勤往区上走走，勤打听打听。谁家的孩子在前线，谁不挂心！”

南街张铁匠的儿子——张殿荣也参军了。张铁匠比父亲年龄稍大一点儿，在杨木岗那边 我们俩家有些亲属关系，不知道是怎么轮的，张铁匠比父亲大一辈，所以，我和姐姐都要跟他叫爷爷，跟他儿子叫叔叔。张殿荣刚刚娶了媳妇儿没过三天，村里就让他参军上前线。张铁匠跑到村里、区里去求情，希望能晚去几天，都遭到拒绝。晚饭后，在赵组长家里闲扯时，有人问张大爷为什么不能缓两天再走，张铁匠说，区上说松花江南边战事吃紧，急需兵员补充。张铁匠有三个孩子，张殿荣是老大，还有两个妹妹，张铁匠老伴在小女儿不到两岁的时候就死了。

张殿荣和十几个参军的青年上前线的时候，不像以前那样，没有到东安去训练；也没有披红带花、鼓乐喧天那样隆重地欢送。下午太阳快落山的时候，从东安开来一列往西去的“闷罐车”。站台上只有参军青年的家属、区上和村上的干部为参军青年送行。火车停下的时候，从后面守车上下来两个人，把第三节车厢的大门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