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最后的冤案(2/5)

矣。”便是在清代，史学家赵翼在《二十四史札记》中说：“至胡党之狱，则在二十三年，距惟庸死时已十余年，岂有逆首已死，同谋之人至十余年始败露者，此不过借惟庸为题，使狱词牵连诸人，为草剃禽狝之计耳。”可见胡惟庸的上述罪状不过是“莫须有”而已。

看到这里，也许有不少人会问，不是还有一个离奇的“云奇告变”。这个足以说明一切了吧？

所谓的““云奇告变”在我看来，根本是无稽之谈，但这件传说，倒是多有记载，其中以《明史纪事本末》中的记载更为详细，“正月戊戌，惟庸因诡言第中井出醴泉，邀帝临幸。帝许之。驾出西华门，内使云奇冲跸道，勒马衔言状，气方勃舌，不能达意。tai祖怒其不敬，左右挝捶乱下，云奇右臂将折，垂毙，犹指贼臣第，弗为痛缩。”

《见闻杂记》称“预知胡惟庸逆谋，力阻高皇帝行驾，死瓜槌下。”

这个传说，小景只想问一下诸位，一，云奇身为内使，居西华门，离胡宅非常近，既然知道胡惟庸谋逆，为何不先期告发，一定要事迫眉睫时，才拦驾告发？第二，胡惟庸并不蠢，既然已经要谋反了，行事必然秘密，埋伏也必然是绝密之事，想来纵然是有人登上了西城门的城墙，未必也能看到刀枪林立。第三，谋反这么大的案件，胡惟庸当天下狱，当天就被处死，处置得如此匆忙，实在蹊跷，这足以让人难以信服，第四，据《明tai祖实录》记载，四天前，也就是正月甲午，中丞涂节已经告胡惟庸谋反，以明tai祖猜忌多疑的性格，怎么还会去胡惟庸家看所谓的祥瑞？

记载胡惟庸案件最为详细的莫过于明朝的官方史书《明tai祖实录》。修于建文元年，总裁为董伦、王景彰等；再修于永乐之初，监修为李景隆、茹瑺，总裁为解缙；三修于永乐九年，改命姚广孝、夏原吉为监修官，胡广、胡俨、黄准、杨荣为总裁官，这阵容不简单吧，而这部《明tai祖实录》可以算作是明朝最为重要的一部史书，其中记录胡惟庸案件三次编修，都没有关于胡家出醴泉而邀请朱元璋观看的事；云奇作为一个太监，揭发胡惟庸谋反，这样的功劳可不是一般的大，可《明tai祖实录》中却没有记载，这就足以证明，根本就没什么所谓的云奇告变，没有这一节，那么胡惟庸最有利的谋反罪证，从何而来。

就连晚明学者钱谦益说：“云奇之事，国史野史，一无可考。”史家潘柽章更认为云奇之事为“凿空说鬼，有识者所不道”。

胡惟庸如果要谋反，他在家里埋伏刀兵，能让人在城墙上轻易看见吗？就是后来的清末的史学家谈迁，也认为这一连串的故事可能是虚构的，离奇的“云奇告变”，也是无稽之谈。所以胡惟庸的罪状来自“云奇之事”。根本不可信。

而胡惟庸真正的罪状，谈迁的《国榷》详细地记载了胡惟庸被诛杀的前因后果。《国榷》是谈迁鉴于经史官员垄断了明历代实录，很多地方忌讳失实，而各家编年史书又多肤浅伪陋，谈迁寻访到各种资料，广征博采，力求征信。天启元年（始编著，初稿六年后完成，据称此书“六易其稿，汇至百卷。”顺治四年全稿被窃，他又发愤重写，顺治十年，应弘文院编修朱之锡邀请，携稿赴北京，访问前朝遗老、皇室、宦官、降臣等，阅读公家档案，重新校订《国榷》，以三十余年编成《国榷》一书，书中敢于直书《明实录》避而不谈的明朝一些重要史实┒砸恍┲匾事件﹐常以个人和诸家的评论并列于后。其史实注意考订精审﹐材料有相当的可靠性或参考价值。万历以后七十多年的历史﹐以及建州女真的发展和后金同明的关系的记载﹐尤为他书所少见。根据邸报﹑方志和官吏遗民口述材料编补的崇祯朝十七年的史实﹐也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成为研究明代历史的可信度最高的史书之一，书中说：“初，惟庸得上意，窃肆威福，横甚。封事稍嫌，匿不奏。四方馈遗亡算，家人为奸利事道关，榜辱关吏，吏奏之。上怒，杀家人，窃责丞相，谢不知，乃已。又以中书违慢，数诘问所由，惟庸惧，乃计日：主上鱼肉勋旧臣，何有我耶死等尔，宁先发，毋为人束死……遂诱吉安侯陆仲亨，平凉侯费聚，使出招士马为外应……乃遣元臣封续致书漠北请兵，又使指挥林贤通倭使，俾载精兵千人伪贡，及期会府中，掩执上。度可取取之，不可则掠武库兵人海。惟庸因伪称第中甘露降，请上临幸，许之。会西华门内使云奇走告变……上悟，登西皇城楼而眺，顾见丞相第中壮士伏甲屏间数匝，亟发禁兵擒之。””戊戌，诛左丞相定远胡惟庸，御史大夫茶陵陈宁，夷三族，尽诛其僚党，凡万五千人。”…？“

对此，谈迁评论说；”胡丞相狷才窃柄，俾睨名器……第英主龙兴，手剪群雄，如灶上扫除，事且大定，而逆党不数人，藏甲不数百，觊专诸于窟室，冀聂政于东社，自非婴儒，其敢任之。”

这里也就说胡惟庸案时，胡惟庸最多“窃肆威福，横甚！“而已，所谓的《明实录》上的罪证，并没有证据。

据说，王国据《明史胡惟庸传》记载，洪武十三年，明tai祖朱元璋以擅权枉法罪和谋逆罪处死胡惟庸等人，而“惟庸既死，其反状犹未尽露”，“十九年十月，林贤狱成，惟庸通倭事始著”。

所谓胡惟庸“通倭”，“暴露”于他死